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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堃范：76岁的社区“护士长”
司堃范，1985年获第30届国际红十字会“南丁格尔”奖章，退休至今，为社区内的孤寡老人义务服务18年。在她的感召下，160多人加入社区志愿者行列。以她的名字命名的“爱心工作室”成立一年来，为众多老年人解决了实际问题，并提供了沟通的空间。2006年2月，她入选2005北京十大志愿者。
义务护理 乐此不疲
我在北京朝阳医院做了近30年护士长，1988年退休。因为获得过“南丁格尔”奖，几家医院聘请我去工作，但都被我谢绝了。那时心里只有一个愿望——利用自己的护理之长，照顾好附近的孤寡老人。一办完退休手续，我就兴冲冲地去找居委会领导。听了我的想法，他们非常感动，带着我一口气访遍了社区里的29位孤寡老人。他们中年纪最大的91岁，最小的63岁。
原以为这些孤寡老人文化层次较低，生活困难，但很快就发现他们中不乏专家、学者，甚至还有“两航”起义将领、黄埔军校老军人……我为他们每人建立了病历，普通护理、小伤小病我自己帮他们解决，碰上患疑难杂症或病情危重的病人就千方百计帮他们联系医院。
一天早上，钱大妈家的小阿姨气喘吁吁地跑来找我：“快，爷爷不好了！”我赶去一看，老人的气管被痰卡住，憋得满脸通红。我就用捶背咳痰的老办法帮他解急。过后，钱大姐问我：您出一次诊多少钱？我说不要钱。她当时还觉得有些不可思议。
赵老毕业于黄埔军校，早年从台湾投诚到大陆，和老伴一辈子无儿无女。一天夜里，他老伴突然找我，说赵老因高烧而抽搐。我赶紧联系救护车，连夜将他送到曾经工作过的朝阳医院。医院非常支持我照顾孤寡老人的工作，赵老住院期间，医生和护士对他照顾得无微不至。后来，他不幸患了肺癌，每天在家吸氧。一次，我去看望他，发现氧气袋里的氧气支持不到第二天，便忙去灌氧。我回来时，他快不行了。我拼命地叫他，他微微睁开双眼，把老伴叫到床前，断断续续地说，“我们一辈子没孩子，晚年遇上司护士长和那么多好心人，真幸福，社会主义大家庭真温暖啊。”听他这样一说，我都快哭了。第三天，他无牵无挂地去世了。
在陌生人家过夜
有一天，我刚要吃晚饭，就听见楼道里有个老头在喊“朝阳医院的护士长是谁啊？”一问才知，他家住附近，孩子不在身边，老伴大口吐血，从电台节目里得知我看病不要钱，便找上门来。我放下碗筷，带上出诊的用具就去了他家。老太太的血压、脉搏还算正常，给她止住血后，再给老头一检查，血压高达180mmHg！让他服下降压药后我就离开了。可到了家，越想心里越不踏实：老两口一个吐血、一个血压高得随时会引发脑溢血，病危时谁能照顾谁啊？于是，和老伴商量后，我抱着被子、褥子又回到老人家中。那晚，两位老人睡得特别踏实，我却一晚没合眼。第二天，我去医院为他们开了些药，很快，他们的病情稳定了，避免了一次住院治疗。
真情自在人心
为孤寡老人服务本是好意，却也常常碰钉子。一次，我去给一位姓关的独身老人量血压。我刚敲开门说明来意，他“砰”地一声关上门，接着甩出一句：“我没病！”过了片刻，我又换了种敲门声音，他以为换了人，便开了门。我抱着血压表就冲进了屋。“你量一次血压多少钱？”关大爷皱着眉头，气鼓鼓地问。我说不要钱，他这才勉强同意量。一量，高压200mmHg，低压110mmHg！我立刻跑回家把老伴用的降压片拿给他吃。此后，我每天三次给他量血压，督促他吃药，逐渐地他对我的态度转变了。一天，他不好意思地说：护士长，能帮我看看后背吗？我掀开衣服一看，后背上长了大小不等14块皮疹，已被他挠得血淋淋的。第二天我联系了朝阳医院的皮肤科专家为他进行了诊断。之后，除了每天量血压，我还帮他涂药，久而久之，我们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。他甚至把省吃俭用攒下的2万元钱藏在哪里这样的“秘密”都告诉了我。
很多像关大爷这样独居的老人，因为和外界接触少，性格往往有些“古怪”。为了让他们和普通老人一样开心、健康地生活，2000年，我在社区里组织了一个独居姐妹组，定期组织独居老人们一起唱歌、跳舞、交流健康经验，倾诉烦恼，相互安慰。自从老伴去世后，我也成了这个组的正式组员。
多年来，我只是在做一件力所能及的平常事，但孤寡老人们却对我充满了感激之情。2000年，我因病住院。出院后，相继有100多个老人来看我。其中一对80多岁的贫困夫妇，颤巍巍地走了40分钟才来到我家，为我端上了一碗亲手做的蘑菇汤。原来，得知我病后，他们四处打听什么最补身体，得知蘑菇最有营养，就做了这碗蘑菇汤。对别人来说，这碗汤不算什么，可我又一次被感动得流了泪。当时，我想，等我好了，除了给他们做护理，供他们吃药外，还要再给他们买些生活用品。可谁知，还没等我回报，两位老人就双双去世了。我从此欠下了一碗蘑菇汤的情。但我心里暗暗发誓：只要心脏还能跳，腿脚还能走，就要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老年人。
凝聚志愿者的力量
1997年听了社区服务讲座后，我才开始真正了解志愿者的作用，也从此萌生了发动更多人从事志愿服务的想法。通过我做医德、护理讲座时的现身说法和媒体的宣传，现在，已经有160多名志愿者加入到我们这个社区的志愿服务行列。他们来自各个行业，有年轻学生，也有低龄老人，他们有的在经济上资助贫困老人，有的在生活上照料孤寡老人。例如，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学生，7年来一直利用周末为孤寡老人按摩、针灸，治疗失眠、耳鸣等病，颇受老人们欢迎。
去年护士节那天，社区成立了以我的名字命名的爱心工作室，并开通了为老服务热线。20多位义务接线员都是来自社区的退休志愿者。他们两人一组，半天一轮值，最多时一天要接100多个咨询电话，大多是有关就医的问题，也有家庭矛盾，邻里纠纷的，甚至有人自来水水管坏了也来电话询问。我们的接线员能解答就解答，不能解答的就为咨询者联系相关部门解决。我每天要去两次工作室，解答一些接线员无法回答的健康和就医方面的问题，其他时间还要继续去孤寡老人家服务。前些年，我都是骑车出诊，最多的时候，一天跑9家。现在身体不行了，爬上三层楼还要歇好几趟。不少老人心疼我，劝我：“护士长，您可千万别来哟，您比我还大好几岁呢！
司堃范的老伴佟懋功年初刚刚去世，望着和老伴金婚时甜蜜的合影，老人感慨万千：“因为忙于工作，我一辈子不会做家务、不会做饭，家里全靠老伴一人。”如今，老伴没了，司堃范连自己穿几码的衣服，买什么牌子的牙膏都没了概念，只好指望女儿帮她请来的保姆。“老伴还是个热心肠，对孤寡老人特别关心。他是老北京，每年腊八都要给老人们熬腊八粥。”司堃范仍清晰记得，去世前一年的腊八，老伴整整熬了24碗腊八粥。
虽然，关爱自己一生的老伴走了，但司堃范说她没有时间伤感和品味孤独，因为有太多的事情等着她去做。采访结束后，她要去爱心工作室答疑，记者便和她同行。在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小屋里，两位年过6旬的老人正在忙着接听咨询电话。闲暇之余，她们告诉记者，“护士长”的故事感动了她们——这位老人本已到了该被人照顾的年龄，却还在不知疲倦地照顾他人。因此，工作室一成立，她们就立刻报名做了志愿者。而今，她们已经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助人的充实和快乐。
义务护理 乐此不疲
我在北京朝阳医院做了近30年护士长，1988年退休。因为获得过“南丁格尔”奖，几家医院聘请我去工作，但都被我谢绝了。那时心里只有一个愿望——利用自己的护理之长，照顾好附近的孤寡老人。一办完退休手续，我就兴冲冲地去找居委会领导。听了我的想法，他们非常感动，带着我一口气访遍了社区里的29位孤寡老人。他们中年纪最大的91岁，最小的63岁。
原以为这些孤寡老人文化层次较低，生活困难，但很快就发现他们中不乏专家、学者，甚至还有“两航”起义将领、黄埔军校老军人……我为他们每人建立了病历，普通护理、小伤小病我自己帮他们解决，碰上患疑难杂症或病情危重的病人就千方百计帮他们联系医院。
一天早上，钱大妈家的小阿姨气喘吁吁地跑来找我：“快，爷爷不好了！”我赶去一看，老人的气管被痰卡住，憋得满脸通红。我就用捶背咳痰的老办法帮他解急。过后，钱大姐问我：您出一次诊多少钱？我说不要钱。她当时还觉得有些不可思议。
赵老毕业于黄埔军校，早年从台湾投诚到大陆，和老伴一辈子无儿无女。一天夜里，他老伴突然找我，说赵老因高烧而抽搐。我赶紧联系救护车，连夜将他送到曾经工作过的朝阳医院。医院非常支持我照顾孤寡老人的工作，赵老住院期间，医生和护士对他照顾得无微不至。后来，他不幸患了肺癌，每天在家吸氧。一次，我去看望他，发现氧气袋里的氧气支持不到第二天，便忙去灌氧。我回来时，他快不行了。我拼命地叫他，他微微睁开双眼，把老伴叫到床前，断断续续地说，“我们一辈子没孩子，晚年遇上司护士长和那么多好心人，真幸福，社会主义大家庭真温暖啊。”听他这样一说，我都快哭了。第三天，他无牵无挂地去世了。
在陌生人家过夜
有一天，我刚要吃晚饭，就听见楼道里有个老头在喊“朝阳医院的护士长是谁啊？”一问才知，他家住附近，孩子不在身边，老伴大口吐血，从电台节目里得知我看病不要钱，便找上门来。我放下碗筷，带上出诊的用具就去了他家。老太太的血压、脉搏还算正常，给她止住血后，再给老头一检查，血压高达180mmHg！让他服下降压药后我就离开了。可到了家，越想心里越不踏实：老两口一个吐血、一个血压高得随时会引发脑溢血，病危时谁能照顾谁啊？于是，和老伴商量后，我抱着被子、褥子又回到老人家中。那晚，两位老人睡得特别踏实，我却一晚没合眼。第二天，我去医院为他们开了些药，很快，他们的病情稳定了，避免了一次住院治疗。
真情自在人心
为孤寡老人服务本是好意，却也常常碰钉子。一次，我去给一位姓关的独身老人量血压。我刚敲开门说明来意，他“砰”地一声关上门，接着甩出一句：“我没病！”过了片刻，我又换了种敲门声音，他以为换了人，便开了门。我抱着血压表就冲进了屋。“你量一次血压多少钱？”关大爷皱着眉头，气鼓鼓地问。我说不要钱，他这才勉强同意量。一量，高压200mmHg，低压110mmHg！我立刻跑回家把老伴用的降压片拿给他吃。此后，我每天三次给他量血压，督促他吃药，逐渐地他对我的态度转变了。一天，他不好意思地说：护士长，能帮我看看后背吗？我掀开衣服一看，后背上长了大小不等14块皮疹，已被他挠得血淋淋的。第二天我联系了朝阳医院的皮肤科专家为他进行了诊断。之后，除了每天量血压，我还帮他涂药，久而久之，我们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。他甚至把省吃俭用攒下的2万元钱藏在哪里这样的“秘密”都告诉了我。
很多像关大爷这样独居的老人，因为和外界接触少，性格往往有些“古怪”。为了让他们和普通老人一样开心、健康地生活，2000年，我在社区里组织了一个独居姐妹组，定期组织独居老人们一起唱歌、跳舞、交流健康经验，倾诉烦恼，相互安慰。自从老伴去世后，我也成了这个组的正式组员。
多年来，我只是在做一件力所能及的平常事，但孤寡老人们却对我充满了感激之情。2000年，我因病住院。出院后，相继有100多个老人来看我。其中一对80多岁的贫困夫妇，颤巍巍地走了40分钟才来到我家，为我端上了一碗亲手做的蘑菇汤。原来，得知我病后，他们四处打听什么最补身体，得知蘑菇最有营养，就做了这碗蘑菇汤。对别人来说，这碗汤不算什么，可我又一次被感动得流了泪。当时，我想，等我好了，除了给他们做护理，供他们吃药外，还要再给他们买些生活用品。可谁知，还没等我回报，两位老人就双双去世了。我从此欠下了一碗蘑菇汤的情。但我心里暗暗发誓：只要心脏还能跳，腿脚还能走，就要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老年人。
凝聚志愿者的力量
1997年听了社区服务讲座后，我才开始真正了解志愿者的作用，也从此萌生了发动更多人从事志愿服务的想法。通过我做医德、护理讲座时的现身说法和媒体的宣传，现在，已经有160多名志愿者加入到我们这个社区的志愿服务行列。他们来自各个行业，有年轻学生，也有低龄老人，他们有的在经济上资助贫困老人，有的在生活上照料孤寡老人。例如，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学生，7年来一直利用周末为孤寡老人按摩、针灸，治疗失眠、耳鸣等病，颇受老人们欢迎。
去年护士节那天，社区成立了以我的名字命名的爱心工作室，并开通了为老服务热线。20多位义务接线员都是来自社区的退休志愿者。他们两人一组，半天一轮值，最多时一天要接100多个咨询电话，大多是有关就医的问题，也有家庭矛盾，邻里纠纷的，甚至有人自来水水管坏了也来电话询问。我们的接线员能解答就解答，不能解答的就为咨询者联系相关部门解决。我每天要去两次工作室，解答一些接线员无法回答的健康和就医方面的问题，其他时间还要继续去孤寡老人家服务。前些年，我都是骑车出诊，最多的时候，一天跑9家。现在身体不行了，爬上三层楼还要歇好几趟。不少老人心疼我，劝我：“护士长，您可千万别来哟，您比我还大好几岁呢！
司堃范的老伴佟懋功年初刚刚去世，望着和老伴金婚时甜蜜的合影，老人感慨万千：“因为忙于工作，我一辈子不会做家务、不会做饭，家里全靠老伴一人。”如今，老伴没了，司堃范连自己穿几码的衣服，买什么牌子的牙膏都没了概念，只好指望女儿帮她请来的保姆。“老伴还是个热心肠，对孤寡老人特别关心。他是老北京，每年腊八都要给老人们熬腊八粥。”司堃范仍清晰记得，去世前一年的腊八，老伴整整熬了24碗腊八粥。
虽然，关爱自己一生的老伴走了，但司堃范说她没有时间伤感和品味孤独，因为有太多的事情等着她去做。采访结束后，她要去爱心工作室答疑，记者便和她同行。在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小屋里，两位年过6旬的老人正在忙着接听咨询电话。闲暇之余，她们告诉记者，“护士长”的故事感动了她们——这位老人本已到了该被人照顾的年龄，却还在不知疲倦地照顾他人。因此，工作室一成立，她们就立刻报名做了志愿者。而今，她们已经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助人的充实和快乐。